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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紱:一意精進 終至大成

發布時間: 2019年08月02日 來源: 中國紀檢監察報

   一

  清婺源人汪紱(1692年—1759年),《清史稿》稱其“自六經下,逮樂律、天文、地輿、陣法、術數,無不究暢”,尤以宋代五子(周敦頤、程頤、程顥、張載、朱熹)之學為依歸,著作等身,被后世學人廣泛認可,尊之為大儒、通儒和醇儒。

  成就如此之高,令人如仰泰山北斗。然其起點之低,路徑之艱,卻令人唏噓感嘆,敬服不已。

  史載,汪紱一生沒有正式上過一天學,“少稟母教,八歲,四子書、五經悉成誦。自力于學,未嘗從師。”由于家貧,無緣學堂,粗通文字的母親擔任了他的啟蒙老師,他非常認真,極其勤奮,才八歲就已經將四書五經倒背如流了。

  年紀稍長,汪紱用功更篤。他一邊砍柴,一邊吟詩;一邊采藥,一邊誦文。比他還要高的柴捆似乎要將他壓到地里去,可他仿佛在做一件十分快樂的事情,一路回家,吟誦一路,惹得路上行人紛紛投以好奇的目光,有的甚至譏諷和嘲笑他,而他則是充耳不聞,依然故我。

  母親撒手西去后,他的每個日子都注滿了悲涼,煢煢孑立的他睹物思人,天天在痛斷肝腸的煎熬中度過。最后,他不得不背井離鄉去景德鎮,為人傭工畫碗。汪紱雖未專門學過繪畫,但他是讀書人,腹有詩書氣自華,他對藝術的認識、理解、體會、把握要遠超一般工匠,再加上他的專心和敬業,很快就在眾人中脫穎而出,其所畫山水、人物、花鳥等,皆精細微妙,栩栩如生,顯示出過人的藝術天賦,大家對其贊不絕口。窯主非常欣賞他,給他的工錢也高,這自然引起同行的欽佩與羨慕,遂邀他吃飯,可是他對吃喝應酬沒有興趣,更不擅長,便以母親新喪不能喝酒吃肉為由婉拒,只是拼命干活,拼命讀書,在他的世界里再沒有第三件事。不久,他就成了這里的另類,他的日子也日漸難過。再加上做畫工也不是他平生之志,所以,他最終選擇了離開。

  此后,汪紱漂泊在各地,今天樂平,明天上饒,后天永豐。食則乞討,宿則荒廟。雪上加霜的是他又得了黃腫病,粗如水桶的兩條腿惡臭難聞,路人避之唯恐不及,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捱到明日,“抱病于接竹,絕糧于萬年,奔走于上饒,幾頓于永豐,當此之時,自以為無復生理。”令人難以置信的是,就在這樣的絕境中,他每天依然高聲吟誦古人的名篇,求索經、史、子、集之義理孜孜不倦如癡如醉,他的守一,他的精誠,他的定力,終于感動上蒼,云開雨霽,化險為夷。

  艱難困苦,慘不忍睹,倘若覺得苦不堪言,則必會成為一枚被黑暗吞沒的苦果。而汪紱則是另外一種,他不以為苦,沒有一點自怨自艾,而是“或數日無米,處之怡然”。其妻江氏這樣說他:“三十年,未嘗見一怒言、一怒色也。”他把書室取名為“松竹草堂”,以松之頂天立地、剛直不屈和竹之堅韌不拔、矢志不渝自勵。心無旁騖,一意在靈魂的世界里修煉,哪怕在最為困厄的日子里,也沒有停止過一刻的努力。

  他用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法,窮追其源,窮究其理,皓首窮經。

  二

  汪紱治學嚴謹,精益求精,“毫厘必析,由不欺以至于至誠”。他認為不論學習什么,都不能不抓住它的本質與核心。而這個關鍵的東西只有在“博”的基礎上返“約”才能準確把握,“須從學得多后,乃能揀擇出緊要處”。比如周禮,如果單看其字面,也許只能記住它的條文,但若想見其精神,盡覽其宏大的氣象和法度,必須體會周公之心,才能于字里行間看到其中的大仁與大智。

  《春秋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史,由孔子修訂而成,也是儒家典籍“六經”(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《樂》《春秋》)之一。它的語言極為簡練,然而幾乎每個字都暗含褒貶之意,因而,它真正想表達的原意往往是含在其中的。倘若就事說事,就史論史,那就只能得到表面的東西,而與其內在精神失之交臂。汪紱對此深以為然,他這樣感嘆道,讀《春秋》倘若只讀其文,而沒有領會其中的理,也不知其背后的深意,那即使讀一輩子,甚至能倒背如流,也仍然沒有找到登堂入室的門徑,即“非理明義精,殆未可學”。

  汪紱說,凡是求知,一定要探求其中之理,也就是說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,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,舍末求本,溯委知源,這樣做學問沒有不成功的,這也是他做學問的真經。

  令人難以想象的是,汪紱“二十以后,著書十余萬言,旁及百氏九流,三十后盡燒之”。此后,一筆絕不輕落,字字俱是心血,凝神求索,力追前哲。事實證明,他不僅不愚,而且是最為聰明的讀書人,真正懂得學問之道了,他之所以敢于揚棄自己的過去,就是因為在他的眼前已經出現了一個令他自信和振奮的嶄新世界,正如他自己所言:“學不可不知要”。

  這個“要”,他認為就是經學,它才是學問之大端,抓住了它就等于找到了寶藏,他決意心無旁騖、專一不雜,一意地求其本,溯其源了,真者必信,而不為外界所移。妄者必不信,而不為古人所欺。

  他的廣汲博取,積苦力學,咬定青山,生死與之,終于收獲豐碩的人生果實。據不完全統計(因為遺失在坊間的不少),汪紱一生著有《易經詮義》《尚書詮義》《詩經詮義》《春秋集傳》《禮記章句》等36種200余卷,成為雙池學派的創始人。特別是其傾注巨大心血的扛鼎之作《理學逢源》,積二十余年之功才得以完成。

  三

  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,翰林大學士朱筠來到徽州做主考官,他來此身負兩個重要使命:一是為國家選拔一批有真才實學的文化俊彥,以儲明日棟梁;二是廣泛征集轄區內私人著述和藏書,多多益善,以編撰《四庫全書》。

  朱筠是個非常重視人才的官員,畢生致力于人才的發現與培養,史稱“士之貧而稍有才學者,以文為贄,來見先生,先生輒以奇才異能許之,為介紹于先達,稱譽不絕口”,“先生提倡風雅,振拔單寒,雖后生小子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,為人稱道不絕口。饑者食之,寒者衣之,有廣廈千間之概,是以天下才人學士從之者如歸。”

  汪紱的弟子余元遴聞訊甚喜,跋山涉水背著汪紱的著述來到徽州府衙獻書。朱筠看后,不禁連連贊嘆,汪先生是真正的讀書人,其真知灼見和巨大成就跟本朝最為著名的幾個儒學大師比毫不遜色,遂力薦他的《理學逢源》《醫林纂要》等書入選《四庫全書》,并熱情洋溢地為汪紱撰寫墓表,以表彰其學行。

  由是,汪紱之學得以廣播天下,傳于后世。禮部侍郎督學嵩壽亦由衷地贊嘆曰:“是當焚香煮茗讀之。”名儒江永曾這樣評價汪紱:“志高識遠,脫然韁鎖之外,殫心不朽之業藏名山。”曾國藩更是嘆服之至,把他作為家族子弟的楷模,贊其為清朝二百多年間出現的“有數之一二大儒,朱子后一人無疑”。《清史稿》《徽州府志》《安徽通志》等史志都收錄了他的嘉言懿行。作為卓有成就的“先儒”,汪紱先后配享婺源紫陽書院內的朱子廟和鄉賢祠。

  汪紱終生蟄居山鄉,以教書安身,以格物立命,遁跡斗室,潛心學問,這個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求索者,終于化繭成蝶,功成大器。(馬軍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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